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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理论中是否存在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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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国际研究教授。
来源：Peter J Katzenstein, Is There a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17, Issue 3, 2024, Pages 222–241.
编者按：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国政学人观点和立场。
引言
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学派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虽然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一个内核一致的中国学派，却有一些不同的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存在不容忽视的方法论差异。清华学派/道义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有很多共通之处；文化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天下观念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中国方法。然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和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一样都沉浸于十九世纪牛顿机械论的世界观之中。自然科学中的量子力学以及科学宇宙论已经证实了牛顿世界观的局限性。然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分析家仍然执着于牛顿世界观。这就导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管窥蠡测一般预测未来。然而，从历史学和语义学角度来看，未来和过去一样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历史总能被再次解释，未来也同样总是不可预测。
译者认为，牛顿主义世界观背后是绝对时空观。然而，国际政治具有一定的时空异质性，这使得假定能够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普遍适用的牛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必然既无法预测时空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未来，也无法解释时空环境和现在有显著不同的过去。因此，和牛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在特定时空环境下起作用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更有助于预测相似时空环境再次出现时的国际现象，产生更可行的外交政策。这需要学者尽可能多地探寻不同国际政治现象背后的中层因果机制以及时空特征，进而能够让决策者根据所面临的国际问题的时空特征匹配到最相似案例的中层理论，从而得到最有可能见效的解决办法。
清华学派与道义现实主义
以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为代表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领导力、国内政权和道德价值，认为国家的道义行为和国际影响力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和古典现实主义一样，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国家是主要行为者，追求国家利益；道德指的是政府道德；政府道德需要接受国际普遍道德准则评判。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道义现实主义无法解决国家利益和国际普遍道德之间的分歧。
在王道和霸道之间，阎学通建议中国选择前者。他认为，国际权力转移的最根本原因是政治领导人的个性。国家软实力不如政治领导人的可信度、人性和道德重要。然而，现代国际政治往往是虚伪残酷的，很少有国家坚持王道。这使得阎学通的理论与现实脱节。
尽管如此，在中国历史上，道义现实主义曾经发挥过一定的意义。阎学通和他的同事们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现实。在那个时代，有一些国家可以通过向外彰显自身的道德水准来获得国际地位。总之，道义现实主义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忽视道德因素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之处则在于道义现实主义认为道德是相对的，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阎学通的理论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文本分析之上。然而，他对历史文本的处理是静态的，缺乏对文本和语境以及时代背景关系的明确讨论。这一点使得阎学通的理论无法应对政治哲学剑桥学派的批判。例如，中国古代历史文本中的概念未必能用于解释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国历史文本中的霸道和今天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之间就存在着一些阎学通等人没有注意到的微妙差异。
此外，清华学派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即重塑中国知识传统、影响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然而清华学派的王道理想往往无法用来处理现代国际政治问题，毕竟王道和国家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矛盾。而且现代国家领导人和古代的国王一样，往往无法成为儒家推崇的那种道德楷模。
道义现实主义有的时候不太符合牛顿机械式的抽象公理世界观，反而有一些量子力学等后牛顿世界观的潜在倾向。这和阎学通对牛顿式科学规律普适性的信念是矛盾的。
秦亚青、石之瑜与文化关系主义
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在认识论上和一些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有共鸣。他的理论是对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特征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秦亚青认为，文化和文明是理论创新的资源。他的理论首先关注关系，其次关注文化和文明背后世界观背景知识的“结晶（crystallization）”。例如，秦亚青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更重视包容、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强调的排他、竞争的关系。
对秦亚青来说，不同文明的学者发展出了不同的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社会理论。他的表述还常常暗示不同文明各有其特殊性，这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存在着同样的刻板印象问题。另外，秦亚青认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晶是对外政策中的合作、和谐和同意。这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的片面认识，毕竟中国历史也充满了征服、革命、动乱和侵略。
秦亚青的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身份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确立的。另外，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欧美社会学方法有一些共通之处。欧美权力理论家也经常使用关系方法，尽管他们的侧重点和中国的“关系”有所不同。
秦亚青非常关注人际关系。他看待人际关系时，认为关系和行动者是彼此建构的。行为者在互动时学会了如何恰当行事。秦亚青对辩证法的处理中强调儒家的中庸思想。这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对差异、冲突和矛盾的强调有显著差异。秦亚青认为，中庸辩证法强调互为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和谐或平衡。由于牛顿主义对国际关系学者的影响很深，秦亚青的关系理论仍然坚持牛顿的绝对时空观。
石之瑜的关系理论指出，关系是相互构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行为者的自我认同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关系主义借鉴了儒家思想，而亚洲其他国家则深受佛教影响。将石之瑜的理论用于国际问题的一个案例是，在对待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中国对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重视高于其核心国家利益。总之，中国的外交政策更重视维持稳定关系，而不是重视对国际规则的制定。
共生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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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和他同事提出的共生理论似乎超越了上图实质主义和关系主义的左边两个象限的范畴。共生理论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且认为多样的世界可以友好相处、共同进步。共生在全球治理中是一种规范理论，而不是经验理论。这个理论希望所有行为者都各得其所，所有人有序生存。朝贡体系就是共生理论的一种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强国和弱国和谐相处。然而，共生理论还只是人文主义范畴的一部分，没有跨越到超人文主义的领域，因为后者还涉及生态系统等非人类的自然环境因素。
赵汀阳发掘的“天下”观念为全球秩序提供了一个哲学、规范的看法。这是一种指向整合全球政治、建立和谐世界的道路，强调和谐合作的世界秩序，而非霸权。这一观念的历史基础是中国历史上包容、复合的多元治理体系，强调和平、安全和共存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观念很难发展为可行的外交政策学说。
结语
作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因为这些理论基本都还在牛顿机械式世界观里面打转，其中只有一些隐而未发的后牛顿主义的潜在倾向。而且，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不关心超人文主义的事情。总之，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主要倾向于关注牛顿主义和人文主义世界观，都能在古典现实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中找到思想源头。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将后牛顿主义和超人文主义纳入理论视野，来为中国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开拓新的途径。
沉迷于牛顿机械论的中美两国国际关系学者都在管中窥豹，企图根据过去有限的经验数据来预测未来。然而，历史学和语义学的发展往往能重新颠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而且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译者评论
译者认为，牛顿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深远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肯尼思·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到，只有牛顿力学那样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可以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才配称得上“理论”。他认为，建立国际政治理论，就是要找到能够解释不同时空条件下国际政治现象的普适因果规律。他据此开发出了一套以国际体系权力分布为自变量，以内部制衡、外部制衡等国家行为为因变量的他自以为具有时空普适性的因果规律。华尔兹所倡导的牛顿式世界观对国际关系学术界影响极其深远，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学科范式，让国际关系主流学术界转向对普适因果规律的寻求。
然而，正如二十世纪物理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两大突破对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冲击一样，国际政治现象背后也存在时空异质性问题。这种时空异质性问题早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峙的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在有些时空环境下，权力政治更占上风；而在另一些时空环境下，国际机制更有效。建构主义崛起以后，国际政治现象的时空异质性就更显明了：既然国际政治舞台上重要的概念都是人为建构出来的，那么重要概念被建构前后的国际时空环境必然显著不同。例如，在作为“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概念普及以前，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之后，会经常性地遇到本地居民领导的长期的以追求民族独立为目的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在民族主义时代极大地提高了殖民统治的成本，从而让日不落帝国这样的全球性殖民国家分裂解体，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状况。
国际政治的时空异质性问题一直存在，只是之前的理论家们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基于国际政治现象中客观存在的时空异质性问题，任何牛顿主义的普适因果规律都无法总结过去、预测未来。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国际关系学者该如何摆脱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困境呢？译者认为，日前兴起的人工智能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启示。早期的人工智能算法和牛顿主义机械论一样，企图摸清楚人脑运行的逻辑规律，进而写一个能够演绎人脑运行机制的程序编码。但由于人脑极其复杂，这条路线失败了。后来程序员们开发出了基于大数据的深度学习算法，将人工智能的运行建立在海量的经验数据基础之上，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当基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要将“to be or not to be”这句莎翁名言翻译成中文时，它会检索数据，找到人类对这句话的翻译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中文句子，进而准确地将其译成“生存还是毁灭”。
这种基于经验主义的人工智能算法对国际关系理论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考虑到国际政治极其复杂，具有很强的时空异质性，相比于探索不同时空条件下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来说，剖析特定时空环境下造成特定结果的中层理论，而在相似的时空环境再次出现时采用同样的中层理论分析问题，对国际政治现象的预测成功率必定显著高于基于牛顿主义的演绎推理。例如，我们可以用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报复行动背后“克里斯马型统治者需要通过报复主动投降的政变失败者来维护自身权威”的这个中层理论来预测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兵变一半就屈膝投降之后的人生结局。
想要做到这一点，国际关系学者需要针对不同的国际政治现象进行脚踏实地的深度研究，探寻每个国际政治现象背后的中层理论和时空环境特征，这样才能让决策者根据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时空环境特征准确找到最匹配的中层理论，进而产生最有可能见效的外交政策。即便做到这一点，学者也并不能完全克服国际政治中的时空异质性问题，比如无法解决由于科技进步等原因带来的历史上从没发生过的新情况，像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等等。不过和牛顿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比，经验主义的国际关系中层理论显然更接地气，更有可能生产出行之有效的外交政策。
词汇积累
Newtonianism
牛顿主义
Substantialism
实质主义
Hyper-humanist
超人文主义
译者：邵良，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人民大学。
校对 | 丁伟航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胡庭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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