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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或羞辱会增加公众对政策让步的支持吗?北约的联盟胁迫和责任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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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ian Blankenship,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国际安全、国际合作
来源:Brian Blankenship, “Do Threats or Shaming Increase Public Support for Policy Concessions? Alliance Coercion and Burden-Sharing in NATO,”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8, No.2, 2024.
导读
在北约这个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中,美国如何通过威胁与施压,促使其他盟国分担更多防务负担?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与战略逻辑?
在国际政治中,胁迫(coercion)是国家实现其目标的主要手段,因为与参与战争或武装冲突相比,威胁施加伤害为国家提供了以较低成本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在什么条件下,国家可以使用胁迫手段来转移目标国的公众舆论使得该国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让步?现有研究较多聚焦于在敌对国家的背景下使用负面制裁的胁迫,忽视了承诺奖励或保留奖励的积极诱因的作用。在本文研究的军事联盟背景下,胁迫围绕着国家通过威胁抛弃(threat of abandonment)保留积极诱因的能力变动。现有文献表明,联盟成员可以利用“被抛弃”恐惧,来为自己在合作伙伴处获得有利让步。然而,关于被抛弃的威胁作为分担防务负担(defense burden-sharing)动机的有效性的证据仍然有限。
本文紧扣当前全球安全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了美国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威胁抛弃”的策略,来提升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的意愿。作者发现,当美国明确发出抛弃盟友的威胁时,这一策略往往会成功地迫使这些国家的公众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依靠“羞辱”或“呼吁共同义务”并不能有效地激发盟国的合作意愿,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在复杂的国际联盟中,如何平衡威胁与承诺,成为了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研究表明,有条件的威胁,即在抛弃威胁的同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保证,是促使盟国做出让步的最有效方式。
引言
本文使用在波兰和德国进行的一项调查实验来评估美国的几种信号——保护保证(assurances of protection)、威胁抛弃、对共同义务和责任的规范性呼吁和对贡献不足的盟友“点名和羞辱”(“name and shame”),是如何影响盟国公众对增加本国军费开支的支持。研究结果表明,被抛弃的威胁增加了盟国公众对提高国防开支的支持度,而呼吁和“点名羞辱”这样的方法则没有明显效果。同时,美国保护的保证并不会减少盟国公众对提高国防开支的支持,并且将威胁与保证相结合(如果有的话)会增加这些威胁的影响。因此,当被抛弃的威胁不从根本上破坏目标国对美国保护的信心时,威胁是最有效的。本研究对于理解联盟政治和公众压力的效用以及关于鼓励国防负担分担的政策辩论具有启示意义。
胁迫与防务负担分担
胁迫在联盟负担分担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盟友有动机搭伙伴国的便车。这是因为投资国防成本高昂,如果可以的话,各国可能更愿意将这些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这在与大国结成不对称联盟的弱国中尤为常见。不对称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使得目标国(即弱国)在接收赞助国(即强国)抛弃信号后更有可能增加其防务负担分担。
胁迫的最佳策略是将惩罚的威胁与如果盟友服从则不会实施惩罚的保证相结合。换言之,有条件的压力(conditional pressure)可以最大程度上推动目标国遵守发送信号国的愿望。另外,当被抛弃的威胁更加显著时,即当目标国认为威胁更可信且更害怕被抛弃的后果时,抛弃威胁更有可能增加目标国内公众对顺从发送威胁信号国要求的支持。同时,当目标国感知到更高级别的外部威胁时,其被抛弃的后果将被由此放大,被抛弃的威胁效用在此条件下也变得更为突出。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H1a: 被抛弃的可能性将增加国内公众对增加防务负担分担的支持度,尤其是以有条件的压力形式。
H1b: (安全)保证将减少国内公众对增加防务负担分担的支持度。
H1c: 假如被抛弃的威胁更加显著,被抛弃的可能性将更有效地增加国内公众对增加防务负担分担的支持度。
H1d: 被抛弃的可能性将引发对外部威胁的担忧和被抛弃的恐惧。
替代的预测:怀疑联盟胁迫的理由
其他观点则指出了使用惩罚威胁迫使盟友让步的局限性。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联盟(尤其是美国联盟)的背景下,胁迫不适合获得让步;相反,可以通过呼吁盟国的团体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相互义务和羞耻感来更有效地说服对方做出更多贡献。第二种观点认为,胁迫通常无法获得更普遍的让步,因为这可能会激怒目标国并坚定他们的抵抗决心。
(一)作为社会关系的联盟:义务的作用
联盟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组织,不仅是自利的工具,同时也是由“适当性逻辑”界定的社会关系。这些观点支持规范性呼吁(normative appeal)增加公众对政策变化的支持。
有几种可能的说服形式能增加公众对防务负担分担的支持。一方面,人们可能会期望目标国会对共同价值观和身份的召唤做出回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体可能希望支持与他们有共同价值观和身份的伙伴,并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愿意做出单方面的政策让步。因此,本文并没有直接测试共同价值诉求的效果。另一方面,关于规范、义务和公平的文献表明,赞助国可能会通过指出这样做与盟国支持其伙伴的承诺相一致来迫使目标国分担负担,从而说服他们增加国防开支既是他们的责任,也符合集体利益。国家还可以“点名羞辱”合作伙伴,责备他们未能履行义务。然而,“点名羞辱”在联盟负担分担的作用尚不明确。最后,发送信号国也可能通过增加自己对联盟的贡献来鼓励负担分担。此处逻辑以互惠为出发点:在以身作则的过程中,赞助国可以呼吁目标国的公平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做出更多贡献。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H2a: 强调共同义务和利益的压力将增加公众对更多的国防负担分担的支持。
H2b: 如果发送信号国增加自己的国防贡献,目标国公众将更愿意支持本国承担更多的国防负担分担。
H2c: 强调共同义务和利益的压力会引发道德义务感。
(二)胁迫的潜在反作用
另一种观点可能认为,胁迫施压不仅不能增加对政策让步的支持,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减少对政策让步的支持。公众压力会削弱领导人做出让步的能力,以免他们显得软弱。同样,“点名和羞辱”也可能起到反作用,因为这会被视为对国家主权和身份的攻击。
与此同时,政治心理学研究表明,胁迫往往会引发“抗拒”(reactance),即目标抵制其他行为者改变其行为的企图的一般倾向。抗拒源于对试图限制行为者行动自由的负面情绪,导致愤怒,最终导致目标拒绝服从,甚至为了重申独立性而做相反的事情。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作出以下假设:
H3a: 当面临外部压力时,目标国将不愿意支持更大的防务负担分担,特别是当这种压力包括威胁或羞辱的意图时。
H3b: 分担负担的外部压力会引发愤怒情绪。
研究设计
为了测试这些相互矛盾的假设,并评估盟国公众是否会对胁迫做出反应,作者在波兰和德国这两个北约联盟的成员中进行了一项调查实验,时间为2022年10月14日至30日。这两个国家都有实质性的利益,因为按GDP计算,德国和波兰分别是北约的第一大和第七大欧洲成员国。此外,两国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是两国面对俄罗斯的脆弱性,波兰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直接陆地接壤,而德国则没有。因此,现有文献可能期望波兰受访者更容易接受负担分担的压力。第二是两国目前在达到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至少占GDP 2%的标准方面的达标程度,波兰超过了这个标准,但德国没有。因此,作者对于德国的受访者进行“点名和羞辱”压力的测试。即在调查时,这个成员国没有达到明确的分担负担的期望;在实验中,被调查者被呈现一个假设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鼓励他们的国家在国防上花费更多。情景的各种特征是随机的,然后要求每个受访者对每种情景中增加或减少其国家军费开支的支持度进行评级。实验是在Qualtrics对每个国家的成年人进行5到10分钟的简短在线调查。该调查还包括有关人口统计信息的问题,如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每个被调查者必须通过两次注意力检查。本次调查的样本量为3985人,其中波兰有1848人,德国有2187人。波兰和德国受访者收到了分别译成波兰语和德语的问卷。这两个样本的受访者都是随机选择的,按性别和年龄进行抽样在调查的每个部分中,问题以随机顺序呈现,以减少排序效应。
(一)实验条件
在实验中,被调查者会看到美国要求他们的国家在国防上花费更多的情景的一般描述:
你现在会看到一个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假设情景。这种情况是一般性的,与今天的新闻事件无关。在展示了场景之后,您将被问及几个问题。
你的国家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国结盟,该联盟要求其成员相互保护,免遭武装攻击。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北约正在考虑该联盟需要多少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求你的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以便为联盟的集体防御作出更大的贡献。
波兰受访者会看到以下五种美国的要求方式(德国受访者为六种)。
表格1:实验中的美国要求方式,每一个条件被随机选择的概率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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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来源:译者翻译)
(二)控制变量
本研究检测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和政治兴趣。此外,为了解决波兰和德国样本之间的异质性,作者加入了一个国家级的虚拟变量,表明受访者是来自波兰还是德国。
(三)因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变量是受访者对增加或减少军费开支的支持程度。受访者被要求根据以下问题对每种情况进行1-5分的评分:“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你的国家的军费开支发生什么变化?”回答范围从1(显著减少)到5(显著增加)。
除了测试支持国防开支的影响因素外,作者还探讨了影响支持的因果机制(H1d,H2c和H3b)。在实验场景和对国防开支支持度的问题被呈现后,受访者还会被问到一系列以随机顺序呈现的附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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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来源:译者翻译)
(四)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对模型进行估算。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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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对受访者进行索引。国防开支(DefenseSpending)是一个序数变量(1-5),用于收集受访者对更多或更少军费开支的支持,美国压力(USPressure)是每个场景中采用的美国压力类型的选项向量,Xi是受访者水平控制变量的向量,包括表明受访者来自德国或波兰样本的虚拟变量,δi是随机误差项。
(五)结果
主要处理效果如下图1所示。
图1 每个处理条件对受访者支持其国家在国防上花费更多(1-5)的影响,置信区间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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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的顶部显示了包含和不包含控制的处理效果。蓝线表示每个处理条件和对照条件之间的简单均值差。图1b的底部将样本分为波兰语和德语子样本。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是有条件压力和无条件抛弃。这些结果实质上相当大,分别相当于国防开支偏好的0.2和0.15个标准差变化,或者比控制条件下的国防开支偏好的平均水平(3.475)增加约7%和5%。这比德国和波兰国籍、性别和教育程度的绝对影响还要大,相当于20岁以上的年龄差异。保证条件也有类似的积极影响,尽管在95%的水平上,这种影响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p < 0.12)。相比之下,国内压力、呼吁义务和羞辱条件的影响在统计上几乎为零,点估计接近于零。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抛弃威胁可以增加公众对国防开支的支持。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国内压力”条件,该条件将“有条件压力”条件与美国国会和公众希望放弃美国联盟的声明相结合。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威胁的可信性就会削弱盟友对胁迫者可靠性的看法,从而削弱其有效性(见下文)。此外,研究结果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强调共同义务或羞辱贡献不足的伙伴国是有效的。
(一)异质性处理效应
假设1c还预测了受访者对处理条件的反应的异质性,即被美国抛弃威胁更突出的受访者将更容易受到被美国抛弃威胁的影响。结果见图2。在处理分配前表示更害怕外部攻击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支持在强调抛弃威胁的处理条件下增加国防开支,包括国内压力条件。然而对美国的信心对处理效果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因为对美国的信心是处理条件的一个因素,因此受访者处理前的信心可能被处理后的信心所覆盖。
图2 异质处理效果。每个子图沿x轴显示了相关实验条件对国防开支偏好的处理效果(y轴),其95%的置信区间取决于受访者对威胁的预处理感知(a)或对美国的信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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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果机制
为了探索假设1d、2c和3b,作者测试了处理条件是否与一系列额外的处理后结果相关,即:(1)外部威胁感知;(2)对美国的不信任;(3)增加国防开支的道德义务感;(4)愤怒和烦恼的感觉(“抗拒”)。
H1d可能认为,强调抛弃可能性的压力会增加受访者对外部攻击的恐惧,削弱他们对美国的信心。反过来,H2c会期望“保证”“呼吁共同义务”和“羞辱”的处理方法会引发道德义务感,从而增加国防开支,而H3b则会期望美国的压力会引发愤怒和烦恼感,尤其是强调威胁和惩罚并暗示内疚的更严厉的处理方法。
结果如图3所示。H1d和H3b的预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所有三种条件都引发了对美国的愤怒、恼怒和不信任情绪,但“有条件压力”处理的影响最小。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一差异有助于“有条件压力”条件的有效性,因为它对愤怒、恼怒和对美国的不信任的影响,仅减少了其处理效果的大约一半,而“无条件抛弃”和“国内压力”条件则有更大的影响。
数据只部分支持了假设H2c。只有“再保证”条件引发了对贡献的道德义务感,而“义务呼吁”和“羞辱”条件并未影响任何次要结果。此外,中介分析表明,“再保证”对受访者支持国防开支的微弱积极影响,主要归因于这种道德义务感。
图3 每个处理条件对几个次要结果的影响,置信区间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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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体而言,结果表明,虽然依赖威胁和惩罚确实会产生适度的反作用效果,但最有效的争取国防开支支持的方法仍然是强调抛弃的威胁。此外,“有条件压力”通过威胁抛弃提供了增加国防开支的物质激励,但将这一威胁与增加开支后不会被抛弃的再保证相结合,避免了“无条件抛弃”和“国内压力”条件所引发的愤怒、恼怒和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这些情绪抑制了这些处理的有效性。
词汇积累
threat of abandonment
威胁抛弃
defense burden sharing
防务负担分担
normative appeal
规范性呼吁
译者:赵逸然,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兴趣为美国同盟、对冲、东北亚地区。
校对 | 于依言 孙溶锴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郭洪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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