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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语言帝国主义：为什么全球国际关系必须是多语言的？图片
作者：Ersel Aydinli，土耳其比尔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Julie Aydinli，安卡拉社会科学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
来源：Ersel Aydinli and Julie Aydinli, “Exposing Linguistic Imperialism: Why Global IR Has to Be Multiling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4, pp.1–22.
导读
语言霸权是国际关系中长存的“核心”霸权的一个关键特征，但学者们对此仍然关注较少。即使是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讨论也仍用英语进行。本研究认为，英语在国际关系知识生产和传播中的主导地位是英语核心和非英语边缘之间依赖关系的支柱。这种语言单边主义通过结构同质化，以帝国主义的方式阻碍了边缘的原始贡献潜力。尽管可能带来地方主义的风险，但加强多语言化对于边缘概念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遏制语言单边主义的帝国主义影响和鼓励国际关系真正全球化的必要阶段。
斯坦利·霍夫曼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占据主导地位，以科学为导向追求确定性而忽视历史的普遍倾向。此后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这种失衡可以归因于边缘学者依赖于复制西方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发展模式。因此超越“英语语言霸权”在打破依赖循环并走向对称的相互依赖的IR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建议背后的假设。
语言单边主义Linguistic unilateralism
英语已经成为生产和传播学术知识的主导语言。自然科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情况尤其明显，目前98%的学术文章都是用英语撰写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英语也占据主导地位。
针对这一现状，一部分人认为英语在国际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出版只占学者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同时，非英语母语者对多种语言的掌握是一种优势，能够增加研究创造力。然而大量的案例研究表明，人们对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出版界(因此也是英语媒介)的期望越来越高，此外没有一项研究能够实际检验多语言对口语或写作创造力的影响。
另一部分人认为尽管英语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现实，但不需要将其视为影响知识构建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学术写作技能，且英语作为通用语使知识共享更容易。然而结果表明，对于这些非英语母语的学者（non-native English-speaking，NNES）来说，用英语进行学术写作对挑战更大。此外，证据表明出版方对NNES作者存在偏见，在完全相同科学内容条件下，用“非标准”的学术英语写的摘要比用“标准”学术英语写的摘要更有可能被拒绝。
我们认为忽视不断增加的语言统一性无法抵抗学科知识的等级化和同质化。目前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面临着在索引、高影响力、以英语为主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这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公式化的文本。
尽管有学者提出以编译的形式作为挑战英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方案仍然是不够的。例如，编译的文章都应该使用相同的语言吗?且最根本的是，为了真正撼动当前的语言权力格局，应该使用哪一种语言，是使用其他“霸权”语言以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还是不那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即使这些问题得到了解答，编译在理论和哲学上的复杂性仍然存在。此外，英语远非一个“价值中立的编码”，翻译者可能无意中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促进了英语的进一步主导：一是在将作品翻译成英语时破坏了原作的认识论基础；二是在将英语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可能会将英语修辞模式“套用”到其他语言的作品上。
社会科学中的语言依赖
人类学领域兴起的“世界人类学”旨在使现有的学科观点多元化，超越北大西洋中心话语和英语霸权。管理学领域同样探讨核心-边缘的等级制度。在国际关系（IR）学科中，有完善的学术体系讨论英美或西方的统治地位，呼吁去殖民化、去中心化或以各种方式使世界政治研究多元化，以及近年来“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对变革的推动。
这些作品提高了人们对IR知识生产中权力不平衡所产生危害的认识，而且寻求减少这种不平衡所产生的危害。然而，它们往往忽视或不加思索地接受语言在维持这种不平衡中所起的作用。英语这一中心语言实际上促进IR学科在外围的“依赖发展”，维持当前的核心霸权并阻碍IR的真正全球化。而专门关注英美统治IR学科的语言学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少。
方法
本文将英语世界分为核心圈（the inner circle）、外围圈（the outer）和扩展圈（the expanding circle）三个层次。核心圈指传统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加拿大。外圈指的是前英国殖民地，英语被用作第二官方语言，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扩展圈指所有其他国家，英语可以作为一门外语学习，但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官方作用。本文编制了一份来自39个非核心圈国家的135个期刊的清单，这些期刊属于Web of science的“国际关系”类别和Scopus的“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类别。在数据库中录入语言出版信息、原国籍以及影响因子。同时借助Q1至Q4的期刊排名（the Scimago Journal Rank，SJR），因为SJR能够包含更多本文关注的非核心期刊。
引文分析中只关注发表在“多语言”期刊上的文章，以便能够根据文章语言进行比较。总共收集2015年至2019年期间来自32种多语言期刊上的2503篇文章，并排除了同阶段的特刊。文章还记录了截至2021年5月最后一周在谷歌学术中的总引用次数、文章语言和出版地点。为了探索这些文章是否被核心期刊引用，主要根据2020年SJR中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类别排名前10位英语核心期刊。最后，文章还对英语和当地语言（土耳其语）Uluslararsı İlişkiler期刊上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发现
出版语言和期刊排名
表1：SJR排名中的期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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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所示，在Q1这一高排名期刊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们主要是英语媒体，12个期刊中有9个完全用英语出版。一直到Q3，英语期刊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一半(18篇)为纯英语期刊，三分之一（12篇）为多语言期刊，6篇为非英语期刊。只有在Q4和非排名期刊中，我们才看到了一幅有些不同的画面。总之，英语期刊的排名高于多语言和非英语期刊。
非核心期刊中的文章引用概况
排名最高(Q1)的期刊中只有《瑞士政治科学评论》、《哥伦比亚国际》和《政治科学评论》（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这三种是多语言的。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瑞士政治科学评论》中，英语文章引文得分(22.16)明显高于德语(3.71)或法语(5.0)。《哥伦比亚国际》的英语文章的平均引用率高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但没有发现显著差异。《政治科学评论》中西班牙语文章的平均引用率高于英语文章。对于剩下的10个具有正态分布但没有统计学显著相关性结果的期刊，英语文章的中位数分数仍然有8种更高。
表2：Q1多语种期刊引文得分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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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心文章的被引率和跨语言引用模式
在收集的2500多篇多语言期刊上的文章中，只有17篇(0.68%)被十大IR期刊中发表的作品引用，17篇中有10篇写作语言为英语，4篇是德语，3篇西班牙语以及1篇意大利语。其中，6篇被引用的文章来自同一份期刊，即排名第一的《瑞士政治科学评论》，其中5篇用英语发表，1篇用德语发表。我们的初步和有限的数据表明，英语文章更有可能被其他英语文章引用。少数例外是西班牙语文章之间以及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跨语言引用。且总体而言更多的作品是以英语发表的。
2015-2022《政治科学评论》（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文章内容分析
1.资源依赖
我们检查了该多语言期刊（英语和土耳其语）上的162篇文章，总体上以引用英语作品为主，见表3。虽然土耳其语文章中平均引用的本地语言作品是英语文章的两倍多，但绝大多数参考文献(土耳其语文章中>80%，英语文章>90%)都是英语作品。
表3：被引用文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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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依赖
本文区分了英美核心作者（如汉斯·摩根索，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等）和核心以外的作者（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弗朗茨·法农等），并自上而下划分了四个梯度，结果表明主要引用英美核心理论和学者的做法占主导地位。
3.主题依赖
为检验是否有主题依赖，划分外交政策、国际法、安全研究等12个主题，并区分不同国家/地区（核心区，外围区和扩展区）。数据表明，研究问题和主题不同于资源和概念上对核心区具有依赖特征，任何差异似乎并不根据出版的语言而存在。
讨论：依赖、语言单边主义和同质化
英语在学术早期出版实践中的霸主地位在非核心圈之外继续存在。外围圈和扩展圈的绝大多数国际关系期刊选择用英语或英语加一种或多种当地语言出版。即使在多语言期刊中，大多数也用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发表大部分作品。语言的单边主义显然已经扩展到外围本身，并创造了自己的依赖结构和机制。本文数据发现，英语期刊在统计上比非英语或多语言期刊更有可能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排名。此外，除了西班牙语的文章外，英语文章更有可能被引用。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外部压力如引以英语作为出版语言，但主要的压力仍然来自内部。为了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外围圈的学者自己也要求当地期刊允许他们用英语发表论文。因为知识生产综合体是用英语运作的，所以他们试图遵守这种语言同化的标准，即使这违背了他们的自然本能和长期利益。
语言单边主义的传播不仅体现了这种依赖关系，而且反映了一种潜在的语言种族主义。这种自卑情结导致许多努力工作的边缘学者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是用英美核心语言行动、思考和写作。同时本文数据表明，在IR知识生产核心圈的学者总体上没有承认外围学者。在被调查的文章中，只有不到1%的文章被顶级期刊引用，很明显，大量承载不同观点、见解和信息的知识被忽视了。
多语言IR的政策建议
以多种不同语言传播知识可能会导致碎片化的地方主义，并丧失任何统一的知识生产意识。然而，我们认为多语言化尽管有其复杂性，却是健康的知识全球化的必要阶段。
促进多语言IR需要各方努力。首先，核心圈应承认并发展促进现有知识边缘生产和传播的语言中心；其次，核心学者如果对全球国际关系的渴望是真诚的，应该主动与外围学者交流，并共同创作作品。第三，外围圈的多语言学者应该把一部分精力花在用当地语言生产和传播知识上，从而为当地渠道的价值积累做出贡献。最后，核心期刊作为知识市场的权力中心需为公认的实践制定新的标准，如选择多语种副编辑并培养对外围产品的兴趣等。
词汇积累
Linguistic imperialism
语言帝国主义
Homogenization and unilateralism
同质化与单边主义
Parochialisms
狭隘主义，乡土观念
Provincialism
地方主义
Core–periphery hierarchies
核心-边缘等级制度
译者：戴璐璟，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
校对 | 邓天瑞 王逸品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陈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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